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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橄榄型分配分局的意义
- 高考为何会存在以考上名校定成败等缺憾？
- 什么是十一五计划？十二五呢？有啥区别？
- 社会新常态六新内容？
Q1：求一篇经济危机过后的中国经济形式的论文
建议
[摘 要]2008年，美国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引发了更多的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对本来正处于劳资冲突高发期的我国劳动关系无疑是雪上加霜。减少劳资矛盾、缓和劳资冲突，保障社会安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已成金融危机背景下，党、政府和企业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关键词]金融危机；劳资关系；对策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劳动关系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日益加深，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是我国的企业，对本来正处于劳资冲突高发期的我国劳资关系无疑是雪上加霜。金融危机背景下，如何减少劳资矛盾、缓和劳资冲突，保障社会安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 已成为党、政府和企业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一、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劳动关系现状分析
劳动关系是企业内部最基本的关系。劳动关系是否稳定和谐，直接决定和影响着企业的存在和发展。为了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应当对劳动关系不和谐的表现及其因果进行探究。
劳动关系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为实现劳动过程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为基本的社会关系。影响劳动关系的因素有许多：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内部因素；经济环境、政治法律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外部因素，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就是这些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影响我国劳动关系大的经济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经济体制改革，二是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伴随我国经济体制进入了一个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转型期，我国的劳动关系经历着由行政化的劳动关系向市场化的劳动关系的转变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的实质是劳动和资本的结合。利润最大化是资本的直接追求，工资最大化则是劳动的直接追求，劳动关系的矛盾和冲突即由此而来，这是影响劳动关系的内部因素。劳资冲突体现为劳动者的生存权和资本的财产权的冲突。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居于社会经济关系中主导的核心的地位，而劳动者居于从属和被动的地位，所以，劳资冲突产生的一般原因，都是由于劳动者一方的权利或利益被侵害或其合理要求未能实现而致发生。
从我国目前劳资冲突的性质来看，绝大多数是由于劳动者的基本劳动经济权益被侵害，而又长期得不到解决而致”[1]。总之，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劳资矛盾积累越来越多，进而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是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矛盾、劳资冲突一定增多、一定激化，回答是不一定的。那么造成我国劳资矛盾高发这一状况的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主要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经济的现代化、企业效率的增长，而且这种现代化和企业的效率增长，是以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作为一个推进器来推动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就要把能够去参与国际竞争的要素确立下来，毫无疑问这就是劳动价格的比较优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是要靠牺牲劳动者的就业条件和劳动条件作为一个发展的代价和前提。”[2]随着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劳动争议不断增多，争议数量和涉及劳动者人数不断上升，国有企业劳动争议案件的绝对数已经是所有类型企业中最高的。
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显示， 2003 年国有企业结案48771件，占全国总数的21. 5%;其中集体争议案件3623件，占全国总数的33. 5%。在48771 件劳动争议案件中， 有45613件是由劳动者申诉的，占93. 5% ,只有3158件案件由用人单位申诉，只占6. 5%。2003年公安部做了一个统计，在全国的群体性事件当中，如果把它作为一个总体来看，就是劳工的群体事件占到全国当地群体性事件总数的46. 9% ,将近一半。那么在各种分类的统计里面，劳资关系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是第一位[2]。影响劳动关系的另一个大的外部因素是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一些企业订单减少、库存增加、资金紧张、有的企业赖账、毁约甚至是倒闭和半倒闭。降薪、停发工资、无限期放假、裁员是许多企业无耐的选择，一些企业主不愿意按法律给予解除合同的工人经济补偿，出现了突然逃跑等种种行为，使得劳资纠纷井喷增多，引发更多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给本来就比较脆弱劳资关系带来不少的冲击。
从2008年中国劳动争议案件的数量来看，比起2003年增长了95% ,就是增长了几乎是一倍。像东部地区，比如说像上海、深圳这两地分别增长了300%和280%。根据杨宜勇研究员所提供的国家发改委的数据，去年中国共有6. 7万家中小规模的企业倒闭，全年倒闭的企业超过了10万家。由于长三角、珠三角大规模的企业倒闭，所以大量的民工失业，有的被拖欠工资，有的提前退保还乡，所以导致劳动争议和罢工的现象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频率在增加。
其实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一种无法避免的客观的存在，尤其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大多数工厂采用减薪、不买社保、克扣工资、推迟发工资、放假停工等形式转移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不仅增多，表现也更是激烈。面对这种情况，如果对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处理得当，可以成为推动市场经济条件发展和完善、成为帮助走出经济困境的内在动力之一。但是如果处理不当，轻则会影响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重则要引发社会动乱以威胁社会安全，于是减少劳资矛盾、缓和劳资冲突，保障社会安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就成为党、政府和企业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二、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
和谐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和谐关系，包括人与人、人与物（自然环境劳动条件等）的关系。
什么是和谐劳动关系？ 这是我们建立和谐劳动关系必须首先明确和把握的问题。从劳动关系本身属性出发，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劳动关系的变化，通过对和谐劳动关系的内涵、要素、标准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出所谓和谐的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应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是合同型的。
《劳动法》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一经双方当事人签订，即确立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法律关系，他们之间的有关劳动权利义务通过书面形式确定下来，使之固定化、具体化、以此规范和约束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的行为，并且通过劳动合同的履行，实现双方各自的权利[ 3 ]。任何一方违约侵害另一方权益的，都要承担经济或法律责任。建立和谐劳动关系，必须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加强劳动合同管理，不断提高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的合同意识，依法签订并严格履行劳动合同，充分发挥劳动合同在调整劳动关系中的积极作用。
（二）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是法制型的。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律是调整劳动关系的基本手段，是规范人们行为的规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在构成、运行、处理等方面应当实现法制化，法律原则、法律方式应当成为调整劳动关系的主要模式[ 4 ]。我国已经颁布了一系列劳动法律法规，劳动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以《劳动法》为龙头建立了调整劳动关系各个方面的法律规范，在劳动关系运行的各个环节，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这是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依据和保障。论文网
（三）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是民主型的。
民主化的劳动关系主要包括：
（1）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应当会同同级工会和企业方面代表建立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共同研究解决劳动关系方面的重大问题，共同参与劳动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2）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制度是市场经济国家调整劳动关系的最基本法律制度。也是工会从整体上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基本手段，对涉及职工劳动权益问题，如工资、工时、劳动保护、社会保险、生活福利等，由工会代表职工与用人单位进行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用以规范劳动关系双方的行为，体现了劳动关系的共同决定权，改变了劳动关系事务的处理由用人单位一方独占的局面，从而提升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地位和权利。
（3）职工民主管理制度。职工民主管理是职工依法直接或间接参与管理所在单位内部事务，其在协调劳动关系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职工意志对用人单位意志的影响和制约，用人单位意志对职工意志的吸收和体现，从而使劳动关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我国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是职工代表大会，应当加强职代会制度建设，依法落实职代会职权，使职代会成为调整劳动关系的重要机制。
（四）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是救助型的。
劳动关系双方由于价值取向的差异和看问题角度的不同，产生一些矛盾难以避免，关键是看有没有一套解决矛盾和化解冲突的有效机制。我们既要正视矛盾，又要努力地去解决矛盾。劳动争议就是劳动关系矛盾的表现，劳动争议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影响范围比较大，看似简单的劳动争议，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
Q2：求一篇·申论·述评·范文 ？
以创新促和谐，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钟君今年以来，国务院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信访工作的意见》、《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等重要文件。这表明在社会分层日趋多元、利益矛盾愈加复杂、社会整合和社会控制任务日益繁重、社会公共产品相对短缺的背景下，以创新求和谐，不断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社会管理体制，积极创建促进社会和谐的新体制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大力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有着深刻的现实动因。党中央和国务院不失时机地提出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的任务，具有极为重大的战略意义。首先，改革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目前，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其次改革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是推动社会和谐的客观要求。只有不断推动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才能有效应对当前社会分层日趋多元、利益矛盾愈加复杂、社会整合和社会控制任务日益繁重的现实情况，从而促进社会和谐；给为重要的是，改革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是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失衡是制约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因素。只有通过不断推动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良性互动，从而真正实现科学发展。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是一项综合的庞大的创新工程，需要经过坚持不懈而富有智慧的探索。为推动社会和谐，实现科学发展，必须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开拓思路、多策并举，有重点、有步骤的逐步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这一重大历史性任务。其一，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的重点内容，是要努力建立社会利益的协调机制，舒缓社会紧张，平和社会心态，促进社会和谐。党中央明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四个着力点，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理顺分配关系和发展社会事业，这些也是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的着力点。工作要做实，重心要下移，优先解决广大群众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一步做到了，才能为进一步开展更广泛、更深入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以及整体推动改革开放事业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完备的社会管理体制是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为浩大而艰巨的社会建设和改造工程，需要从长计议，稳步推进。其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的前提条件是加大对社会发展和社会事业的投入。这是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最实在的表现。而评价政府效能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看用于政府本身的管理成本与用于受益对象的资金的比例。在国际上，一般认为服务型政府的基本标志是60%以上的财政预算要用于社会发展，中国当前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可喜的是，最近几年，中央和各级地方财政对社会发展和社会事业的投入不断加大，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等都在大力推进之中，社会事业投入严重不足的局面开始有所转变。这是符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部署的，也是全国老百姓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众的福祉。其三，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的关键是明确政府和社会的责任分工。我们这个13亿人口的大国，历史和现实的国情又非常复杂，再庞大的政府也不可能包揽全部社会事务。在目前我国社会自治能力较弱、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的情况下，应进一步发挥公众参与的作用，将公众参与的方式方法制度化、法制化，真正维护和确保公众和社会组织对社会管理的参与权。要创新政府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努力实现社会管理的科学化，建立健全重大决策听证、质询、公示、论证以及责任追究等制度，减少公共决策的随意性，做到公平管理、透明管理。其四，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难点在于新的运行机制的探索和创造。在经济领域成功地实行了市场化改革以后，社会管理是否可以市场化？经验证明，市场机制在社会领域的作用范围是有限的。在某些社会领域，市场机制的作用是正面的；而在另一些领域则是负面的，无节制地在社会领域尤其是公益事业领域实行“市场化”、“产业化”，难免走偏方向。社会生活比经济生活复杂得多，在社会生活中起作用的不仅有市场机制，还有法律的、伦理的、心理的、文化的机制，让这些机制各得其所，各展其能，而又相互补充、相互协调，就必须创造综合的机制系统。总之，社会管理机制的改革和创新，对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对于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转入科学发展轨道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推进。
Q3：构建橄榄型分配分局的意义
橄榄型”分配格局指的是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相对较少，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收入分配结构。与“橄榄型”分配结构相对的是“金字塔型”分配结构，即低收入者占大多数的分配结构，这是一种两极分化的结构。尽管对于当前我国是否属于“金字塔型”分配结构，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收入差距过大，并且呈现继续拉大的趋势，是当前不容忽视的事实。一方面，一些富人在世界各地购买豪宅、名车及各种奢侈品一掷千金，甚至令发达国家的民众都感慨“中国人真有钱”；另一方面，我国大多数人只是实现初步小康，还存在数量众多的贫困家庭。许多国家的实践都证明，收入分配结构呈“橄榄型”的社会比呈“金字塔型”的社会要稳定得多。在我国，人民群众对收入差距拉大已经意见很大，并且成为许多社会矛盾的深层次原因。如果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必将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因此，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贫富悬殊仍在拉大
相关数据显示，从1978到2006年，我国居民收入年均增长6.7%，这跟中国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速形成鲜明对比。而且，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突破了合理的限度也已是不争的事实。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说到贫富悬殊，不可避免地要提到一个概念——“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重要指标，这个指数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
相关人士告诉记者，由于基尼系数的计算过程比较繁杂，计算方法也不统一，目前我国国家统计局并不统计基尼系数这一指标。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1960年代，我国基尼系数大约为0.17~0.18，1980年代为0.21~0.27，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达到0.48。
世界银行报告同时显示，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这两个数字的比在中国是10.7倍，而美国是8.4倍，俄罗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
这也就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世界上居民收入最平均的国家之一，变成世界上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城乡、区域、行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此次中央对分配问题的强调，除了“提低”，另一个重点是“扩中”，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中等收入者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从拉动内需、刺激消费的角度看，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也至关重要。多年来，相对于外贸和投资中国经济三大动力中的消费显得薄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等收入者所占比重不够大。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从党的十六大开始就已强调。多位学者认为，这表明中国决心构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
然而，“我国至今为止都没有形成中等收入阶层的雏形，”杨宜勇有些遗憾地表示。
杨宜勇认为，中等收入者比重低是与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相关的，收入和财产向高收入者集中，基尼系数居高不下，中等收入者比重便难以提高。
对此，高书生认为，在解读“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时，学界还出现了两个偏差或误读，一是把中等收入者解读为中产阶层，二是将改革开放中先富起来的人解释为中等收入者。
在他看来，中等收入者只是相对于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而言的，而上述两种解读事实上几乎都是指高收入者。端正了这一认识，才能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角度，去研究阻碍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现实问题。
高书生意下的“现实问题”如，社会保险缴费率偏高，以个人为单位且未考虑购房贷款利息支出等因素的纳税政策，都对中等收入者产生很大压力。
政府在二次分配方面也应该发挥更大作用，通过发挥财税政策的收入转移作用，确保财政的公共性和满足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有关方面的发展目标。通过加大二次分配领域的调控力度，将公共支出和基本公共服务的重点，逐步转向城市低收入者和广大农民，更好地满足人们这方面的需求。
就“限高”而言，要让高收入者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例如，加强针对高收入者的税源监控和税收征管，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适时开征物业税、遗产税等主要由高收入者承担的新税种，鼓励高收入者发展社会慈善事业等。同时，要调整不合理的高收入、规范灰色收入、打击非法收入。
在税收杠杆中，消费税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也应当得到重视。2006年，我国对消费税税目、税率进行了调整，新增了实木地板、游艇、高尔夫球及球具、高档手表等税目，但对一些新出现的高档消费项目如高档娱乐设施，健身类、保健类设施，高档住宅仍未列入征税范围。有专家建议，应当对消费税税目和征收范围进行适时适当调整，增强其在调节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 “有社会责任心的中间阶层应该是社会中坚，但这有待于这个阶层的“自我意识”亦即常说的公民意识的形成。”
在当今中国，随着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社会学理论中“橄榄型社会是稳定的社会”的判断，也已经得到学界和公众的普遍认可。
社会学理论认为，一个社会大致可分为4个阶层：富裕阶层、中间（中等）阶层、劳工阶层和贫弱阶层。中间阶层的出现，使原来对立的贫富两极变成了一个连续的数列，收入和财产从富裕到贫穷逐级递减，这就让每一个社会成员看到拾级而上的希望，有助于缓和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对立情绪。在现代社会中，通常认为：一个社会应该有60%—70%的人口（或家庭）属于中间阶层，这样的社会才是稳定的。按照这一划分方法，中等收入群体，正类似中间阶层中间阶层的衡量，不仅包括收入和财产，还应包括职业声望和自我认同。
在物质财富方面，“收入中等，宽裕有余”是他们的基本追求。收入中等，会以其消费的方式和财产的拥有表现出来。一般认为：有房有车，有一定的金融资产，是其显著标志，因此中间阶层在国外有时也被称为中产阶层。其实，这个衡量尺度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正在为之努力的“小康”生活水平应该是异曲同工，或者说，“小康”生活水平其实是中间阶层的中国式表达。从某种意义上说，财产是收入的积累和固化，“中等收入”对于这一群体的形成很重要。
在职业方面，当今社会，职业稳定性相当重要，因为由职业获取工薪收入，仍是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其次是社会评价。一般而言，因为知本的崛起，“凭本事吃饭”的知识分子或专业技术人员（包括技术工人）会得到大多数人的青睐。因此，知识分子、白领、专业人士常常是中间阶层的近义词。
在自我认同方面，由于中间阶层意味着一种个人和家庭的有尊严、可持续的生活形态，因而承载了很大一部分公众的期待和梦想。不但在发达国家，而且在一部分发展势头较好的发展中国家，社会大众都热衷于跻身中产的行列。发达国家的中间阶层认同率达到60%—70%，而在印度，认同率能达到80%。中间阶层认同率高，说明一个社会在生活态度上的积极上进，公众觉得有奔头。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由于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样一个中等收入群体正在逐渐形成。中国社科院的陆学艺教授经过长期研究后指出，如今中国的中间阶层能占到23%；而在5年前，这个数字是18%。陆学艺教授曾经期望中国的中间阶层能够以每年1%的幅度增长，现在看来，这个期望正在变成现实。依此推算，到2020年，中国的中间阶层能够占到人口的1/3。随着今年开始的社会分配政策的调整，这个数字有望突破。
社会学理论认为：有社会责任心的中间阶层应该是社会中坚，但这有待于这个阶层的“自我意识”亦即常说的公民意识的形成。在汶川大震中，很多志愿者自发奔赴灾区参加抗震救灾，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公民意识的觉醒。
然而，很多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中等收入群体”。这与当前房地产市场的房价高企、持续上涨密切相关。因为拥有一套自有房产通常被看作是中间阶层的标识，而当本来有望进入中间阶层的社会群体距离这个期望越来越远时，就会引起利益攸关者的骚动不安。于是，“房奴”、“蚁族”为代表的公众舆论开始进入社会主流意识。
一个社会中的中间阶层的形成和发展壮大，也需要社会管理者理性地给予培育。在发达国家走向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中，都采取过一些政策措施帮助蓝领工人购买自己的住房，让他们拥有自己的资产，譬如对购房者减免税收乃至予以补贴。二战以后，很多国家的政府以住房社会政策来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目标。
30多年前，邓小平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今天，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表达：让大多数中国人，走入“中等收入”的行列。
多数学者认为，一个真正现代化的、稳定的国家必然是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体，高、低收入者所占比重都不大的“橄榄型”结构。现代社会或者工业化社会的分配格局应该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它有庞大的社会中间层即中产阶级。在社会中间层规模大的社会里，社会资源的配置一般都比较合理，经济分配差距比较小，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获得比较丰足的经济收入和公平的发展机会，生活比较安定，社会成员在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受益。
些基本事实进而放在合理的框架内去认识，正考验我们的胆识与智慧。二是因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发酵而强化的问题，如贸易保护主义、谷歌事件等。2010年是美国中期选举年，一切为选举服务、为国内政治服务是美国政治的基本规律，面对守住民主党在参众两院多数党席位压力的奥巴马政府，届时很可能不得不以部分牺牲国际利益换取国内政治利益。最近一段时期，一度“克制”的克林顿国务卿频频在人权、网络安全等议题上对中国发难，撇开对华大战略考虑，显然有国内政治的重要考量。三是美国发展转型衍生的问题。比如，奥巴马“新政”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鼓吹美国经济结构、消费方式的重大调整，尤其强调美国要加强出口导向，以此刺激经济、增加就业、调整结构。在这一背景下，人民币汇率问题开始由少数国会议员与部分利益集团的炒作上升到战略高度，进而容易演变成集体对华施压的战略性举措。一旦处理不慎，容易与已然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纠结在一起，共同冲击中美经贸关系的基础。除去上述变量所导致的众多问题外，还有一些力量在人为激化中美之间的矛盾。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海外舆情。如位于纽约的美国调查公司欧亚集团关于中美关系是2010年全球十大风险之首的预测，尽管论据极不充分，但影响却十分巨大，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强加的印象，并因此对号入座，彼此相互印证，给客观事实人为增加几分主观色彩，进而夸大风险性与矛盾性，掩盖中美关系的基本面与合作面。其结果是使一些可以化解的矛盾变得更加复杂，进而因此“绑架”整个中美关系发展大局.
Q4：高考为何会存在以考上名校定成败等缺憾？
高考制度一考定终身由来已久，我们国家的国情就这样，都是应试教育，从小学一直到高中都是以成绩来定位学生的优秀程度，不管是小升初，还是初升高，都是以学生的考试成绩来选择学校。老师的奖金是根据学生考上多少个重点学校或者是重点一本，以及我们国家规定的211学校和958学校，从国家的教育部就定制这样的学校优秀情况，我们的学子们只能从成绩上看是否优秀，就导致我们老师注重学习成绩，学子们更注重学习成绩，这种现象的存在还是我们的招生制度，以及我们教育部的规定。没有打破这种机制，如何反过来让学生、家长、老师不注重成绩。所以想改变招生制度，必须改变我国的招生制度，这方面我们可以其他国家，例如；美国、英国、德国等等。他们的教学质量，以及大学排名在全球一百名学校中占据很大的位置，然而中国，前一百名几乎全军覆没。所以这些不得不令我们深思。
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戴家干认为的这三点我是比较认同的，也是管理体制问题，无论是制度建设还是考试方式，都是建立在一个人不成功的基础上。以考试代替评价，以考试结果代替评价结果。 教育最大的浪费是数据的浪费。所以会长所说的就是我们国家的教育体质问题，不变革体制，不可能不让我们的学子们注重学习，我记得我们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现在博士生、研究生、本科生一抓一大把，没什么用，如果你没有学历，你更没用。虽然有点绝对，但是不无道理。
Q5：什么是十一五计划？十二五呢？有啥区别？
十一五计划是中国制定并实施的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同理，十二五计划则是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均是对不同五年计划的简称。
二者的区别在于面临的发展需求及问题不同，计划的具体内容和指向性不同。五年计划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体现出了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十一五计划从2006年开始实施，到2010年结束，十二五计划从2011年开始实施，2015年结束，国家的十三五计划正在实施中。
扩展资料：
五年计划的实施意义
1、对国家：五年规划在中国仍然具有重要地位，所提出的目标对公共部门仍具有重大影响力，因此对经济的管理具有决定性作用，为国家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方向。
2、对人民：国家五年规划就是对全体人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规划，是提高全体人民发展能力、创业能力、创新能力的规划，指导全体人民根据国家发展需求不断提升自我。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五年规划
Q6：社会新常态六新内容？
中国社科院解析“社会新常态”：面临六大阶段性转折
社科院认为，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社会也有一种发展的“新常态”，我国社会发展实际上进入一个“新成长”阶段。社会发展呈现从以数量导向为主向以质量导向为主转变的趋势。
“从近两年发展的情况看，这种新成长的特征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呈现出一些不同于以前发展形势的新特点，或者说在社会发展方面呈现出一些转折时期的特征。”李培林说。
转折一
城镇化发展的阶段转折
国际上城镇化的发展阶段，通常分为人口向城市集中、郊区化、逆城镇化、再城镇化等几个阶段。
我国城镇化水平从2011年开始超过50%，2014年估计会达到近55%。李培林说，我国城镇化是一种加速型、跨越型的发展，一方面城镇向人口集中还没有结束，另一方面城镇郊区化和逆城镇化现象已经展开，这预示着一种新的趋势到来。
“虽然这些迹象还只是以农家休闲、乡村养老、城市人经营乡村第三产业等形式表现出来，但是一种未来大潮的征兆。”李培林说，城镇郊区化和逆城镇化并非城镇化的倒退，而是城镇化发展的新阶段，是城乡一体化的提升，孕育着巨大的新发展空间。
社科院研究显示，像我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恐怕很难单靠人口向大城市集中来解决城镇化问题，估计我国城镇化要到2035年前后达到75%才会稳定下来。
蓝皮书称，在我国，逆城镇化的过程迟迟没有产生，并非只是因为发展阶段未达到或者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的问题，与户籍的限制和农民住宅无法进入市场也有很大关系。
李培林认为，在这方面我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结构变动弹性，应当因势利导，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
转折二
劳动力供求关系的阶段转折
最新研究发现，中国的失业率在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情况下并没有出现恶化，反映真实失业情况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与统计口径有一定局限的城镇登记失业率非常接近。“这在过去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时候从未有过，是一种意外的惊喜。”李培林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陈光金介绍，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政府大力促进新增就业的措施发挥了作用，2014年新增就业岗
位1000多万个；二是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发挥了就业拉动作用，服务业对就业的拉动作用高于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如北京的快递服务业和汽车代驾服务业这
种新业态的就业岗位大幅度增加；三是劳动力供求关系确实发生了深刻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和劳动力人口的总量都已经开始下降。
“未来我国甚至会出现比较突出的劳动力结构性短缺。”李培林说。
同时，社科院研究也显示，经济新常态下就业结构性问题突出。蓝皮书作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劳动保障研究所副研究员陈云说，这主要表现在四个
方面：以高校毕业生为主的青年就业问题突出。预测到2030年，劳动年龄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学历比重将超过30%，新成长失业人员及其中的应届毕业生比例均
呈上升趋势；大龄劳动者就业压力或将增大，大龄低技能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被边缘化；技能结构矛盾将进一步紧张；受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影响，农村劳动力向二、
三产业转移，就业难度或将进一步加大。
转折三
收入分配变化的阶段转折
改革开放以来，在拉开收入差距、提升经济效率的政策取向和市场经济本身规律的双重作用下，收入差距总体上呈一路扩大的态势。这种态势到2008年达到顶点，基尼系数为0.491。此后至2013年的5年，基尼系数开始缓慢回落。
陈光金分析，这种回落得益于四个重要因素：一是城乡差距开始缩小，农民人均纯收入已经连续4年增长速度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二是区域差距得
到控制，相对发展滞后的中西部地区已经连续近10年经济增长速度快于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三是在劳动力出现结构性短缺的背景下，人工成本出现持续增长的态
势；四是大规模地减少贫困。
陈光金认为，我国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为增加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量和转变发展方式提供了新的有利条件。
蓝皮书作者、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未来我国总体居民收入差距将会进一步缩小，但“个人所得税的快速增长值得重视”。数据显示，2014年前三季度，我国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12.4%，而全部税收的同比增幅只有7.4%。
转折四
职业结构变动的阶段转折
陈云对记者表示，经济新常态是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出现的必然现象，必然伴随经济结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的深刻变化。
中国城镇化进程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以沿海地区经济转型和中西部地区赶超为特点的区域性结构变化，都将要求对人力资源的配置进行调整。
2013年，我国经济产出总量中，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达到46.1%，而第二产业比重为43.9%，第一产业比重为10.0%。
2014年延续了这种态势。社科院预测，到2016年我国第三产业比重有可能首次超过50%。李培林认为：“这是我国即将从工业化中期转入工业化后期的重
大标志。”
李培林说，由于服务业的就业弹性高于工业，更高于农业，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动，也会更深刻地反映到职业结构的变动上。或者说，我国将开始一个新的职业
结构阶段，即所谓“白领时代”，在非农从业人员当中白领从业人员总量超过蓝领从业人员。西方国家一些有争议但备受关注的议题如“大众消费时代”、“中产阶
层”等都是在这个阶段提出的。
转折五
居民生活消费的阶段转折
2000年以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曾连续十几年呈下降态势，但近两年情况正在发生变化，特别是最终消费和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强劲。
根据2014年上半年的数据，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54.4%，拉动GDP增长4个百分点。固定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48.5%，拉动GDP增长3.6个百分点。
“经济新常态下，消费也处于结构升级的关键阶段。”陈光金说，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应进一步优化，要让人民生活改善和消费增长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
“国内消费已经超过投资和出口，成为最主要的经济增长推动力量。”李培林说，居民生活消费层级不断提升，以房、车、休闲、旅游、通信、网购引领的新型大众消费时代到来。
社科院上述研究成果认为，应促进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转换，包括让民间投资在更大程度上成为投资主渠道，让国内社会消费成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
转折六
社会发展质量的阶段转折
“社会新常态”也意味着人们要直面环境污染、贫富分化、食品安全等一系列挑战，并通过制度创新和改革解决问题，提升社会发展质量。
社科院研究发现，目前，劳动争议仍然是社会矛盾冲突数量最多的一个方面。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季度，各级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和仲裁机构共受理案件52.2万件，涉及劳动者72.1万人，同比分别增长5.6%和11.1%。
由各种劳动争议引发的劳动者群体性事件数量也有较大增长，事件焦点主要涉及工资（讨薪）、企业裁员和经济补偿、出租车运营争议、职工保险福利争议等问题。
此外，房价、食品药品安全、环境质量等仍为人们关注的主要社会问题。尽管政府出台了多种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这些依然是影响人们生活质量改善、生活水平提高的最主要问题。
“社会新常态下，我国以GDP为主要指标的发展数量和规模扩张的阶段，已经逐步为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阶段所替代。”李培林说，如今，人们对生活质量、健康、食品安全、水和空气清洁、满意度、幸福感等都有了更高的要求。一个更加注重社会发展质量的新阶段已经开始。
李培林对记者表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回落至7.5%左右，既是30多年来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意味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需要适应这种新常态。
上述六个阶段转折，意味着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整个社会领域，都出现了一种新的常态，或者说一种新成长阶段。这既带来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也意味着新的机遇和新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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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求一篇经济危机过后的中国经济形式的论文
建议
[摘 要]2008年，美国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引发了更多的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对本来正处于劳资冲突高发期的我国劳动关系无疑是雪上加霜。减少劳资矛盾、缓和劳资冲突，保障社会安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已成金融危机背景下，党、政府和企业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关键词]金融危机；劳资关系；对策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劳动关系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日益加深，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是我国的企业，对本来正处于劳资冲突高发期的我国劳资关系无疑是雪上加霜。金融危机背景下，如何减少劳资矛盾、缓和劳资冲突，保障社会安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 已成为党、政府和企业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一、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劳动关系现状分析
劳动关系是企业内部最基本的关系。劳动关系是否稳定和谐，直接决定和影响着企业的存在和发展。为了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应当对劳动关系不和谐的表现及其因果进行探究。
劳动关系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为实现劳动过程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为基本的社会关系。影响劳动关系的因素有许多：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内部因素；经济环境、政治法律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外部因素，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就是这些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影响我国劳动关系大的经济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经济体制改革，二是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伴随我国经济体制进入了一个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转型期，我国的劳动关系经历着由行政化的劳动关系向市场化的劳动关系的转变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的实质是劳动和资本的结合。利润最大化是资本的直接追求，工资最大化则是劳动的直接追求，劳动关系的矛盾和冲突即由此而来，这是影响劳动关系的内部因素。劳资冲突体现为劳动者的生存权和资本的财产权的冲突。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居于社会经济关系中主导的核心的地位，而劳动者居于从属和被动的地位，所以，劳资冲突产生的一般原因，都是由于劳动者一方的权利或利益被侵害或其合理要求未能实现而致发生。
从我国目前劳资冲突的性质来看，绝大多数是由于劳动者的基本劳动经济权益被侵害，而又长期得不到解决而致”[1]。总之，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劳资矛盾积累越来越多，进而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是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矛盾、劳资冲突一定增多、一定激化，回答是不一定的。那么造成我国劳资矛盾高发这一状况的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主要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经济的现代化、企业效率的增长，而且这种现代化和企业的效率增长，是以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作为一个推进器来推动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就要把能够去参与国际竞争的要素确立下来，毫无疑问这就是劳动价格的比较优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是要靠牺牲劳动者的就业条件和劳动条件作为一个发展的代价和前提。”[2]随着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劳动争议不断增多，争议数量和涉及劳动者人数不断上升，国有企业劳动争议案件的绝对数已经是所有类型企业中最高的。
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显示， 2003 年国有企业结案48771件，占全国总数的21. 5%;其中集体争议案件3623件，占全国总数的33. 5%。在48771 件劳动争议案件中， 有45613件是由劳动者申诉的，占93. 5% ,只有3158件案件由用人单位申诉，只占6. 5%。2003年公安部做了一个统计，在全国的群体性事件当中，如果把它作为一个总体来看，就是劳工的群体事件占到全国当地群体性事件总数的46. 9% ,将近一半。那么在各种分类的统计里面，劳资关系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是第一位[2]。影响劳动关系的另一个大的外部因素是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一些企业订单减少、库存增加、资金紧张、有的企业赖账、毁约甚至是倒闭和半倒闭。降薪、停发工资、无限期放假、裁员是许多企业无耐的选择，一些企业主不愿意按法律给予解除合同的工人经济补偿，出现了突然逃跑等种种行为，使得劳资纠纷井喷增多，引发更多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给本来就比较脆弱劳资关系带来不少的冲击。
从2008年中国劳动争议案件的数量来看，比起2003年增长了95% ,就是增长了几乎是一倍。像东部地区，比如说像上海、深圳这两地分别增长了300%和280%。根据杨宜勇研究员所提供的国家发改委的数据，去年中国共有6. 7万家中小规模的企业倒闭，全年倒闭的企业超过了10万家。由于长三角、珠三角大规模的企业倒闭，所以大量的民工失业，有的被拖欠工资，有的提前退保还乡，所以导致劳动争议和罢工的现象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频率在增加。
其实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一种无法避免的客观的存在，尤其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大多数工厂采用减薪、不买社保、克扣工资、推迟发工资、放假停工等形式转移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不仅增多，表现也更是激烈。面对这种情况，如果对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处理得当，可以成为推动市场经济条件发展和完善、成为帮助走出经济困境的内在动力之一。但是如果处理不当，轻则会影响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重则要引发社会动乱以威胁社会安全，于是减少劳资矛盾、缓和劳资冲突，保障社会安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就成为党、政府和企业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二、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
和谐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和谐关系，包括人与人、人与物（自然环境劳动条件等）的关系。
什么是和谐劳动关系？ 这是我们建立和谐劳动关系必须首先明确和把握的问题。从劳动关系本身属性出发，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劳动关系的变化，通过对和谐劳动关系的内涵、要素、标准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出所谓和谐的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应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是合同型的。
《劳动法》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一经双方当事人签订，即确立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法律关系，他们之间的有关劳动权利义务通过书面形式确定下来，使之固定化、具体化、以此规范和约束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的行为，并且通过劳动合同的履行，实现双方各自的权利[ 3 ]。任何一方违约侵害另一方权益的，都要承担经济或法律责任。建立和谐劳动关系，必须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加强劳动合同管理，不断提高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的合同意识，依法签订并严格履行劳动合同，充分发挥劳动合同在调整劳动关系中的积极作用。
（二）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是法制型的。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律是调整劳动关系的基本手段，是规范人们行为的规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在构成、运行、处理等方面应当实现法制化，法律原则、法律方式应当成为调整劳动关系的主要模式[ 4 ]。我国已经颁布了一系列劳动法律法规，劳动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以《劳动法》为龙头建立了调整劳动关系各个方面的法律规范，在劳动关系运行的各个环节，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这是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依据和保障。论文网
（三）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是民主型的。
民主化的劳动关系主要包括：
（1）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应当会同同级工会和企业方面代表建立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共同研究解决劳动关系方面的重大问题，共同参与劳动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2）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制度是市场经济国家调整劳动关系的最基本法律制度。也是工会从整体上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基本手段，对涉及职工劳动权益问题，如工资、工时、劳动保护、社会保险、生活福利等，由工会代表职工与用人单位进行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用以规范劳动关系双方的行为，体现了劳动关系的共同决定权，改变了劳动关系事务的处理由用人单位一方独占的局面，从而提升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地位和权利。
（3）职工民主管理制度。职工民主管理是职工依法直接或间接参与管理所在单位内部事务，其在协调劳动关系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职工意志对用人单位意志的影响和制约，用人单位意志对职工意志的吸收和体现，从而使劳动关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我国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是职工代表大会，应当加强职代会制度建设，依法落实职代会职权，使职代会成为调整劳动关系的重要机制。
（四）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是救助型的。
劳动关系双方由于价值取向的差异和看问题角度的不同，产生一些矛盾难以避免，关键是看有没有一套解决矛盾和化解冲突的有效机制。我们既要正视矛盾，又要努力地去解决矛盾。劳动争议就是劳动关系矛盾的表现，劳动争议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影响范围比较大，看似简单的劳动争议，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
Q2：求一篇·申论·述评·范文 ？
以创新促和谐，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钟君今年以来，国务院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信访工作的意见》、《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等重要文件。这表明在社会分层日趋多元、利益矛盾愈加复杂、社会整合和社会控制任务日益繁重、社会公共产品相对短缺的背景下，以创新求和谐，不断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社会管理体制，积极创建促进社会和谐的新体制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大力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有着深刻的现实动因。党中央和国务院不失时机地提出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的任务，具有极为重大的战略意义。首先，改革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目前，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其次改革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是推动社会和谐的客观要求。只有不断推动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才能有效应对当前社会分层日趋多元、利益矛盾愈加复杂、社会整合和社会控制任务日益繁重的现实情况，从而促进社会和谐；给为重要的是，改革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是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失衡是制约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因素。只有通过不断推动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良性互动，从而真正实现科学发展。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是一项综合的庞大的创新工程，需要经过坚持不懈而富有智慧的探索。为推动社会和谐，实现科学发展，必须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开拓思路、多策并举，有重点、有步骤的逐步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这一重大历史性任务。其一，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的重点内容，是要努力建立社会利益的协调机制，舒缓社会紧张，平和社会心态，促进社会和谐。党中央明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四个着力点，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理顺分配关系和发展社会事业，这些也是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的着力点。工作要做实，重心要下移，优先解决广大群众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一步做到了，才能为进一步开展更广泛、更深入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以及整体推动改革开放事业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完备的社会管理体制是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为浩大而艰巨的社会建设和改造工程，需要从长计议，稳步推进。其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的前提条件是加大对社会发展和社会事业的投入。这是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最实在的表现。而评价政府效能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看用于政府本身的管理成本与用于受益对象的资金的比例。在国际上，一般认为服务型政府的基本标志是60%以上的财政预算要用于社会发展，中国当前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可喜的是，最近几年，中央和各级地方财政对社会发展和社会事业的投入不断加大，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等都在大力推进之中，社会事业投入严重不足的局面开始有所转变。这是符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部署的，也是全国老百姓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众的福祉。其三，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的关键是明确政府和社会的责任分工。我们这个13亿人口的大国，历史和现实的国情又非常复杂，再庞大的政府也不可能包揽全部社会事务。在目前我国社会自治能力较弱、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的情况下，应进一步发挥公众参与的作用，将公众参与的方式方法制度化、法制化，真正维护和确保公众和社会组织对社会管理的参与权。要创新政府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努力实现社会管理的科学化，建立健全重大决策听证、质询、公示、论证以及责任追究等制度，减少公共决策的随意性，做到公平管理、透明管理。其四，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难点在于新的运行机制的探索和创造。在经济领域成功地实行了市场化改革以后，社会管理是否可以市场化？经验证明，市场机制在社会领域的作用范围是有限的。在某些社会领域，市场机制的作用是正面的；而在另一些领域则是负面的，无节制地在社会领域尤其是公益事业领域实行“市场化”、“产业化”，难免走偏方向。社会生活比经济生活复杂得多，在社会生活中起作用的不仅有市场机制，还有法律的、伦理的、心理的、文化的机制，让这些机制各得其所，各展其能，而又相互补充、相互协调，就必须创造综合的机制系统。总之，社会管理机制的改革和创新，对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对于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转入科学发展轨道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推进。
Q3：构建橄榄型分配分局的意义
橄榄型”分配格局指的是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相对较少，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收入分配结构。与“橄榄型”分配结构相对的是“金字塔型”分配结构，即低收入者占大多数的分配结构，这是一种两极分化的结构。尽管对于当前我国是否属于“金字塔型”分配结构，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收入差距过大，并且呈现继续拉大的趋势，是当前不容忽视的事实。一方面，一些富人在世界各地购买豪宅、名车及各种奢侈品一掷千金，甚至令发达国家的民众都感慨“中国人真有钱”；另一方面，我国大多数人只是实现初步小康，还存在数量众多的贫困家庭。许多国家的实践都证明，收入分配结构呈“橄榄型”的社会比呈“金字塔型”的社会要稳定得多。在我国，人民群众对收入差距拉大已经意见很大，并且成为许多社会矛盾的深层次原因。如果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必将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因此，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贫富悬殊仍在拉大
相关数据显示，从1978到2006年，我国居民收入年均增长6.7%，这跟中国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速形成鲜明对比。而且，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突破了合理的限度也已是不争的事实。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说到贫富悬殊，不可避免地要提到一个概念——“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重要指标，这个指数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
相关人士告诉记者，由于基尼系数的计算过程比较繁杂，计算方法也不统一，目前我国国家统计局并不统计基尼系数这一指标。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1960年代，我国基尼系数大约为0.17~0.18，1980年代为0.21~0.27，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达到0.48。
世界银行报告同时显示，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这两个数字的比在中国是10.7倍，而美国是8.4倍，俄罗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
这也就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世界上居民收入最平均的国家之一，变成世界上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城乡、区域、行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此次中央对分配问题的强调，除了“提低”，另一个重点是“扩中”，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中等收入者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从拉动内需、刺激消费的角度看，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也至关重要。多年来，相对于外贸和投资中国经济三大动力中的消费显得薄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等收入者所占比重不够大。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从党的十六大开始就已强调。多位学者认为，这表明中国决心构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
然而，“我国至今为止都没有形成中等收入阶层的雏形，”杨宜勇有些遗憾地表示。
杨宜勇认为，中等收入者比重低是与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相关的，收入和财产向高收入者集中，基尼系数居高不下，中等收入者比重便难以提高。
对此，高书生认为，在解读“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时，学界还出现了两个偏差或误读，一是把中等收入者解读为中产阶层，二是将改革开放中先富起来的人解释为中等收入者。
在他看来，中等收入者只是相对于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而言的，而上述两种解读事实上几乎都是指高收入者。端正了这一认识，才能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角度，去研究阻碍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现实问题。
高书生意下的“现实问题”如，社会保险缴费率偏高，以个人为单位且未考虑购房贷款利息支出等因素的纳税政策，都对中等收入者产生很大压力。
政府在二次分配方面也应该发挥更大作用，通过发挥财税政策的收入转移作用，确保财政的公共性和满足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有关方面的发展目标。通过加大二次分配领域的调控力度，将公共支出和基本公共服务的重点，逐步转向城市低收入者和广大农民，更好地满足人们这方面的需求。
就“限高”而言，要让高收入者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例如，加强针对高收入者的税源监控和税收征管，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适时开征物业税、遗产税等主要由高收入者承担的新税种，鼓励高收入者发展社会慈善事业等。同时，要调整不合理的高收入、规范灰色收入、打击非法收入。
在税收杠杆中，消费税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也应当得到重视。2006年，我国对消费税税目、税率进行了调整，新增了实木地板、游艇、高尔夫球及球具、高档手表等税目，但对一些新出现的高档消费项目如高档娱乐设施，健身类、保健类设施，高档住宅仍未列入征税范围。有专家建议，应当对消费税税目和征收范围进行适时适当调整，增强其在调节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 “有社会责任心的中间阶层应该是社会中坚，但这有待于这个阶层的“自我意识”亦即常说的公民意识的形成。”
在当今中国，随着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社会学理论中“橄榄型社会是稳定的社会”的判断，也已经得到学界和公众的普遍认可。
社会学理论认为，一个社会大致可分为4个阶层：富裕阶层、中间（中等）阶层、劳工阶层和贫弱阶层。中间阶层的出现，使原来对立的贫富两极变成了一个连续的数列，收入和财产从富裕到贫穷逐级递减，这就让每一个社会成员看到拾级而上的希望，有助于缓和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对立情绪。在现代社会中，通常认为：一个社会应该有60%—70%的人口（或家庭）属于中间阶层，这样的社会才是稳定的。按照这一划分方法，中等收入群体，正类似中间阶层中间阶层的衡量，不仅包括收入和财产，还应包括职业声望和自我认同。
在物质财富方面，“收入中等，宽裕有余”是他们的基本追求。收入中等，会以其消费的方式和财产的拥有表现出来。一般认为：有房有车，有一定的金融资产，是其显著标志，因此中间阶层在国外有时也被称为中产阶层。其实，这个衡量尺度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正在为之努力的“小康”生活水平应该是异曲同工，或者说，“小康”生活水平其实是中间阶层的中国式表达。从某种意义上说，财产是收入的积累和固化，“中等收入”对于这一群体的形成很重要。
在职业方面，当今社会，职业稳定性相当重要，因为由职业获取工薪收入，仍是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其次是社会评价。一般而言，因为知本的崛起，“凭本事吃饭”的知识分子或专业技术人员（包括技术工人）会得到大多数人的青睐。因此，知识分子、白领、专业人士常常是中间阶层的近义词。
在自我认同方面，由于中间阶层意味着一种个人和家庭的有尊严、可持续的生活形态，因而承载了很大一部分公众的期待和梦想。不但在发达国家，而且在一部分发展势头较好的发展中国家，社会大众都热衷于跻身中产的行列。发达国家的中间阶层认同率达到60%—70%，而在印度，认同率能达到80%。中间阶层认同率高，说明一个社会在生活态度上的积极上进，公众觉得有奔头。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由于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样一个中等收入群体正在逐渐形成。中国社科院的陆学艺教授经过长期研究后指出，如今中国的中间阶层能占到23%；而在5年前，这个数字是18%。陆学艺教授曾经期望中国的中间阶层能够以每年1%的幅度增长，现在看来，这个期望正在变成现实。依此推算，到2020年，中国的中间阶层能够占到人口的1/3。随着今年开始的社会分配政策的调整，这个数字有望突破。
社会学理论认为：有社会责任心的中间阶层应该是社会中坚，但这有待于这个阶层的“自我意识”亦即常说的公民意识的形成。在汶川大震中，很多志愿者自发奔赴灾区参加抗震救灾，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公民意识的觉醒。
然而，很多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中等收入群体”。这与当前房地产市场的房价高企、持续上涨密切相关。因为拥有一套自有房产通常被看作是中间阶层的标识，而当本来有望进入中间阶层的社会群体距离这个期望越来越远时，就会引起利益攸关者的骚动不安。于是，“房奴”、“蚁族”为代表的公众舆论开始进入社会主流意识。
一个社会中的中间阶层的形成和发展壮大，也需要社会管理者理性地给予培育。在发达国家走向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中，都采取过一些政策措施帮助蓝领工人购买自己的住房，让他们拥有自己的资产，譬如对购房者减免税收乃至予以补贴。二战以后，很多国家的政府以住房社会政策来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目标。
30多年前，邓小平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今天，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表达：让大多数中国人，走入“中等收入”的行列。
多数学者认为，一个真正现代化的、稳定的国家必然是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体，高、低收入者所占比重都不大的“橄榄型”结构。现代社会或者工业化社会的分配格局应该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它有庞大的社会中间层即中产阶级。在社会中间层规模大的社会里，社会资源的配置一般都比较合理，经济分配差距比较小，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获得比较丰足的经济收入和公平的发展机会，生活比较安定，社会成员在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受益。
些基本事实进而放在合理的框架内去认识，正考验我们的胆识与智慧。二是因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发酵而强化的问题，如贸易保护主义、谷歌事件等。2010年是美国中期选举年，一切为选举服务、为国内政治服务是美国政治的基本规律，面对守住民主党在参众两院多数党席位压力的奥巴马政府，届时很可能不得不以部分牺牲国际利益换取国内政治利益。最近一段时期，一度“克制”的克林顿国务卿频频在人权、网络安全等议题上对中国发难，撇开对华大战略考虑，显然有国内政治的重要考量。三是美国发展转型衍生的问题。比如，奥巴马“新政”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鼓吹美国经济结构、消费方式的重大调整，尤其强调美国要加强出口导向，以此刺激经济、增加就业、调整结构。在这一背景下，人民币汇率问题开始由少数国会议员与部分利益集团的炒作上升到战略高度，进而容易演变成集体对华施压的战略性举措。一旦处理不慎，容易与已然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纠结在一起，共同冲击中美经贸关系的基础。除去上述变量所导致的众多问题外，还有一些力量在人为激化中美之间的矛盾。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海外舆情。如位于纽约的美国调查公司欧亚集团关于中美关系是2010年全球十大风险之首的预测，尽管论据极不充分，但影响却十分巨大，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强加的印象，并因此对号入座，彼此相互印证，给客观事实人为增加几分主观色彩，进而夸大风险性与矛盾性，掩盖中美关系的基本面与合作面。其结果是使一些可以化解的矛盾变得更加复杂，进而因此“绑架”整个中美关系发展大局.
Q4：高考为何会存在以考上名校定成败等缺憾？
高考制度一考定终身由来已久，我们国家的国情就这样，都是应试教育，从小学一直到高中都是以成绩来定位学生的优秀程度，不管是小升初，还是初升高，都是以学生的考试成绩来选择学校。老师的奖金是根据学生考上多少个重点学校或者是重点一本，以及我们国家规定的211学校和958学校，从国家的教育部就定制这样的学校优秀情况，我们的学子们只能从成绩上看是否优秀，就导致我们老师注重学习成绩，学子们更注重学习成绩，这种现象的存在还是我们的招生制度，以及我们教育部的规定。没有打破这种机制，如何反过来让学生、家长、老师不注重成绩。所以想改变招生制度，必须改变我国的招生制度，这方面我们可以其他国家，例如；美国、英国、德国等等。他们的教学质量，以及大学排名在全球一百名学校中占据很大的位置，然而中国，前一百名几乎全军覆没。所以这些不得不令我们深思。
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戴家干认为的这三点我是比较认同的，也是管理体制问题，无论是制度建设还是考试方式，都是建立在一个人不成功的基础上。以考试代替评价，以考试结果代替评价结果。 教育最大的浪费是数据的浪费。所以会长所说的就是我们国家的教育体质问题，不变革体制，不可能不让我们的学子们注重学习，我记得我们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现在博士生、研究生、本科生一抓一大把，没什么用，如果你没有学历，你更没用。虽然有点绝对，但是不无道理。
Q5：什么是十一五计划？十二五呢？有啥区别？
十一五计划是中国制定并实施的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同理，十二五计划则是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均是对不同五年计划的简称。
二者的区别在于面临的发展需求及问题不同，计划的具体内容和指向性不同。五年计划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体现出了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十一五计划从2006年开始实施，到2010年结束，十二五计划从2011年开始实施，2015年结束，国家的十三五计划正在实施中。
扩展资料：
五年计划的实施意义
1、对国家：五年规划在中国仍然具有重要地位，所提出的目标对公共部门仍具有重大影响力，因此对经济的管理具有决定性作用，为国家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方向。
2、对人民：国家五年规划就是对全体人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规划，是提高全体人民发展能力、创业能力、创新能力的规划，指导全体人民根据国家发展需求不断提升自我。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五年规划
Q6：社会新常态六新内容？
中国社科院解析“社会新常态”：面临六大阶段性转折
社科院认为，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社会也有一种发展的“新常态”，我国社会发展实际上进入一个“新成长”阶段。社会发展呈现从以数量导向为主向以质量导向为主转变的趋势。
“从近两年发展的情况看，这种新成长的特征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呈现出一些不同于以前发展形势的新特点，或者说在社会发展方面呈现出一些转折时期的特征。”李培林说。
转折一
城镇化发展的阶段转折
国际上城镇化的发展阶段，通常分为人口向城市集中、郊区化、逆城镇化、再城镇化等几个阶段。
我国城镇化水平从2011年开始超过50%，2014年估计会达到近55%。李培林说，我国城镇化是一种加速型、跨越型的发展，一方面城镇向人口集中还没有结束，另一方面城镇郊区化和逆城镇化现象已经展开，这预示着一种新的趋势到来。
“虽然这些迹象还只是以农家休闲、乡村养老、城市人经营乡村第三产业等形式表现出来，但是一种未来大潮的征兆。”李培林说，城镇郊区化和逆城镇化并非城镇化的倒退，而是城镇化发展的新阶段，是城乡一体化的提升，孕育着巨大的新发展空间。
社科院研究显示，像我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恐怕很难单靠人口向大城市集中来解决城镇化问题，估计我国城镇化要到2035年前后达到75%才会稳定下来。
蓝皮书称，在我国，逆城镇化的过程迟迟没有产生，并非只是因为发展阶段未达到或者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的问题，与户籍的限制和农民住宅无法进入市场也有很大关系。
李培林认为，在这方面我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结构变动弹性，应当因势利导，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
转折二
劳动力供求关系的阶段转折
最新研究发现，中国的失业率在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情况下并没有出现恶化，反映真实失业情况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与统计口径有一定局限的城镇登记失业率非常接近。“这在过去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时候从未有过，是一种意外的惊喜。”李培林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陈光金介绍，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政府大力促进新增就业的措施发挥了作用，2014年新增就业岗
位1000多万个；二是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发挥了就业拉动作用，服务业对就业的拉动作用高于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如北京的快递服务业和汽车代驾服务业这
种新业态的就业岗位大幅度增加；三是劳动力供求关系确实发生了深刻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和劳动力人口的总量都已经开始下降。
“未来我国甚至会出现比较突出的劳动力结构性短缺。”李培林说。
同时，社科院研究也显示，经济新常态下就业结构性问题突出。蓝皮书作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劳动保障研究所副研究员陈云说，这主要表现在四个
方面：以高校毕业生为主的青年就业问题突出。预测到2030年，劳动年龄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学历比重将超过30%，新成长失业人员及其中的应届毕业生比例均
呈上升趋势；大龄劳动者就业压力或将增大，大龄低技能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被边缘化；技能结构矛盾将进一步紧张；受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影响，农村劳动力向二、
三产业转移，就业难度或将进一步加大。
转折三
收入分配变化的阶段转折
改革开放以来，在拉开收入差距、提升经济效率的政策取向和市场经济本身规律的双重作用下，收入差距总体上呈一路扩大的态势。这种态势到2008年达到顶点，基尼系数为0.491。此后至2013年的5年，基尼系数开始缓慢回落。
陈光金分析，这种回落得益于四个重要因素：一是城乡差距开始缩小，农民人均纯收入已经连续4年增长速度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二是区域差距得
到控制，相对发展滞后的中西部地区已经连续近10年经济增长速度快于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三是在劳动力出现结构性短缺的背景下，人工成本出现持续增长的态
势；四是大规模地减少贫困。
陈光金认为，我国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为增加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量和转变发展方式提供了新的有利条件。
蓝皮书作者、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未来我国总体居民收入差距将会进一步缩小，但“个人所得税的快速增长值得重视”。数据显示，2014年前三季度，我国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12.4%，而全部税收的同比增幅只有7.4%。
转折四
职业结构变动的阶段转折
陈云对记者表示，经济新常态是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出现的必然现象，必然伴随经济结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的深刻变化。
中国城镇化进程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以沿海地区经济转型和中西部地区赶超为特点的区域性结构变化，都将要求对人力资源的配置进行调整。
2013年，我国经济产出总量中，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达到46.1%，而第二产业比重为43.9%，第一产业比重为10.0%。
2014年延续了这种态势。社科院预测，到2016年我国第三产业比重有可能首次超过50%。李培林认为：“这是我国即将从工业化中期转入工业化后期的重
大标志。”
李培林说，由于服务业的就业弹性高于工业，更高于农业，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动，也会更深刻地反映到职业结构的变动上。或者说，我国将开始一个新的职业
结构阶段，即所谓“白领时代”，在非农从业人员当中白领从业人员总量超过蓝领从业人员。西方国家一些有争议但备受关注的议题如“大众消费时代”、“中产阶
层”等都是在这个阶段提出的。
转折五
居民生活消费的阶段转折
2000年以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曾连续十几年呈下降态势，但近两年情况正在发生变化，特别是最终消费和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强劲。
根据2014年上半年的数据，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54.4%，拉动GDP增长4个百分点。固定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48.5%，拉动GDP增长3.6个百分点。
“经济新常态下，消费也处于结构升级的关键阶段。”陈光金说，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应进一步优化，要让人民生活改善和消费增长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
“国内消费已经超过投资和出口，成为最主要的经济增长推动力量。”李培林说，居民生活消费层级不断提升，以房、车、休闲、旅游、通信、网购引领的新型大众消费时代到来。
社科院上述研究成果认为，应促进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转换，包括让民间投资在更大程度上成为投资主渠道，让国内社会消费成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
转折六
社会发展质量的阶段转折
“社会新常态”也意味着人们要直面环境污染、贫富分化、食品安全等一系列挑战，并通过制度创新和改革解决问题，提升社会发展质量。
社科院研究发现，目前，劳动争议仍然是社会矛盾冲突数量最多的一个方面。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季度，各级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和仲裁机构共受理案件52.2万件，涉及劳动者72.1万人，同比分别增长5.6%和11.1%。
由各种劳动争议引发的劳动者群体性事件数量也有较大增长，事件焦点主要涉及工资（讨薪）、企业裁员和经济补偿、出租车运营争议、职工保险福利争议等问题。
此外，房价、食品药品安全、环境质量等仍为人们关注的主要社会问题。尽管政府出台了多种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这些依然是影响人们生活质量改善、生活水平提高的最主要问题。
“社会新常态下，我国以GDP为主要指标的发展数量和规模扩张的阶段，已经逐步为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阶段所替代。”李培林说，如今，人们对生活质量、健康、食品安全、水和空气清洁、满意度、幸福感等都有了更高的要求。一个更加注重社会发展质量的新阶段已经开始。
李培林对记者表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回落至7.5%左右，既是30多年来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意味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需要适应这种新常态。
上述六个阶段转折，意味着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整个社会领域，都出现了一种新的常态，或者说一种新成长阶段。这既带来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也意味着新的机遇和新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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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求一篇经济危机过后的中国经济形式的论文
建议
[摘 要]2008年，美国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引发了更多的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对本来正处于劳资冲突高发期的我国劳动关系无疑是雪上加霜。减少劳资矛盾、缓和劳资冲突，保障社会安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已成金融危机背景下，党、政府和企业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关键词]金融危机；劳资关系；对策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劳动关系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日益加深，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是我国的企业，对本来正处于劳资冲突高发期的我国劳资关系无疑是雪上加霜。金融危机背景下，如何减少劳资矛盾、缓和劳资冲突，保障社会安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 已成为党、政府和企业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一、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劳动关系现状分析
劳动关系是企业内部最基本的关系。劳动关系是否稳定和谐，直接决定和影响着企业的存在和发展。为了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应当对劳动关系不和谐的表现及其因果进行探究。
劳动关系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为实现劳动过程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为基本的社会关系。影响劳动关系的因素有许多：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内部因素；经济环境、政治法律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外部因素，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就是这些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影响我国劳动关系大的经济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经济体制改革，二是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伴随我国经济体制进入了一个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转型期，我国的劳动关系经历着由行政化的劳动关系向市场化的劳动关系的转变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的实质是劳动和资本的结合。利润最大化是资本的直接追求，工资最大化则是劳动的直接追求，劳动关系的矛盾和冲突即由此而来，这是影响劳动关系的内部因素。劳资冲突体现为劳动者的生存权和资本的财产权的冲突。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居于社会经济关系中主导的核心的地位，而劳动者居于从属和被动的地位，所以，劳资冲突产生的一般原因，都是由于劳动者一方的权利或利益被侵害或其合理要求未能实现而致发生。
从我国目前劳资冲突的性质来看，绝大多数是由于劳动者的基本劳动经济权益被侵害，而又长期得不到解决而致”[1]。总之，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劳资矛盾积累越来越多，进而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是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矛盾、劳资冲突一定增多、一定激化，回答是不一定的。那么造成我国劳资矛盾高发这一状况的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主要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经济的现代化、企业效率的增长，而且这种现代化和企业的效率增长，是以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作为一个推进器来推动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就要把能够去参与国际竞争的要素确立下来，毫无疑问这就是劳动价格的比较优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是要靠牺牲劳动者的就业条件和劳动条件作为一个发展的代价和前提。”[2]随着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劳动争议不断增多，争议数量和涉及劳动者人数不断上升，国有企业劳动争议案件的绝对数已经是所有类型企业中最高的。
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显示， 2003 年国有企业结案48771件，占全国总数的21. 5%;其中集体争议案件3623件，占全国总数的33. 5%。在48771 件劳动争议案件中， 有45613件是由劳动者申诉的，占93. 5% ,只有3158件案件由用人单位申诉，只占6. 5%。2003年公安部做了一个统计，在全国的群体性事件当中，如果把它作为一个总体来看，就是劳工的群体事件占到全国当地群体性事件总数的46. 9% ,将近一半。那么在各种分类的统计里面，劳资关系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是第一位[2]。影响劳动关系的另一个大的外部因素是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一些企业订单减少、库存增加、资金紧张、有的企业赖账、毁约甚至是倒闭和半倒闭。降薪、停发工资、无限期放假、裁员是许多企业无耐的选择，一些企业主不愿意按法律给予解除合同的工人经济补偿，出现了突然逃跑等种种行为，使得劳资纠纷井喷增多，引发更多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给本来就比较脆弱劳资关系带来不少的冲击。
从2008年中国劳动争议案件的数量来看，比起2003年增长了95% ,就是增长了几乎是一倍。像东部地区，比如说像上海、深圳这两地分别增长了300%和280%。根据杨宜勇研究员所提供的国家发改委的数据，去年中国共有6. 7万家中小规模的企业倒闭，全年倒闭的企业超过了10万家。由于长三角、珠三角大规模的企业倒闭，所以大量的民工失业，有的被拖欠工资，有的提前退保还乡，所以导致劳动争议和罢工的现象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频率在增加。
其实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一种无法避免的客观的存在，尤其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大多数工厂采用减薪、不买社保、克扣工资、推迟发工资、放假停工等形式转移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不仅增多，表现也更是激烈。面对这种情况，如果对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处理得当，可以成为推动市场经济条件发展和完善、成为帮助走出经济困境的内在动力之一。但是如果处理不当，轻则会影响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重则要引发社会动乱以威胁社会安全，于是减少劳资矛盾、缓和劳资冲突，保障社会安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就成为党、政府和企业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二、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
和谐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和谐关系，包括人与人、人与物（自然环境劳动条件等）的关系。
什么是和谐劳动关系？ 这是我们建立和谐劳动关系必须首先明确和把握的问题。从劳动关系本身属性出发，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劳动关系的变化，通过对和谐劳动关系的内涵、要素、标准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出所谓和谐的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应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是合同型的。
《劳动法》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一经双方当事人签订，即确立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法律关系，他们之间的有关劳动权利义务通过书面形式确定下来，使之固定化、具体化、以此规范和约束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的行为，并且通过劳动合同的履行，实现双方各自的权利[ 3 ]。任何一方违约侵害另一方权益的，都要承担经济或法律责任。建立和谐劳动关系，必须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加强劳动合同管理，不断提高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的合同意识，依法签订并严格履行劳动合同，充分发挥劳动合同在调整劳动关系中的积极作用。
（二）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是法制型的。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律是调整劳动关系的基本手段，是规范人们行为的规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在构成、运行、处理等方面应当实现法制化，法律原则、法律方式应当成为调整劳动关系的主要模式[ 4 ]。我国已经颁布了一系列劳动法律法规，劳动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以《劳动法》为龙头建立了调整劳动关系各个方面的法律规范，在劳动关系运行的各个环节，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这是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依据和保障。论文网
（三）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是民主型的。
民主化的劳动关系主要包括：
（1）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应当会同同级工会和企业方面代表建立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共同研究解决劳动关系方面的重大问题，共同参与劳动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2）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制度是市场经济国家调整劳动关系的最基本法律制度。也是工会从整体上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基本手段，对涉及职工劳动权益问题，如工资、工时、劳动保护、社会保险、生活福利等，由工会代表职工与用人单位进行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用以规范劳动关系双方的行为，体现了劳动关系的共同决定权，改变了劳动关系事务的处理由用人单位一方独占的局面，从而提升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地位和权利。
（3）职工民主管理制度。职工民主管理是职工依法直接或间接参与管理所在单位内部事务，其在协调劳动关系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职工意志对用人单位意志的影响和制约，用人单位意志对职工意志的吸收和体现，从而使劳动关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我国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是职工代表大会，应当加强职代会制度建设，依法落实职代会职权，使职代会成为调整劳动关系的重要机制。
（四）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是救助型的。
劳动关系双方由于价值取向的差异和看问题角度的不同，产生一些矛盾难以避免，关键是看有没有一套解决矛盾和化解冲突的有效机制。我们既要正视矛盾，又要努力地去解决矛盾。劳动争议就是劳动关系矛盾的表现，劳动争议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影响范围比较大，看似简单的劳动争议，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
Q2：求一篇·申论·述评·范文 ？
以创新促和谐，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钟君今年以来，国务院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信访工作的意见》、《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等重要文件。这表明在社会分层日趋多元、利益矛盾愈加复杂、社会整合和社会控制任务日益繁重、社会公共产品相对短缺的背景下，以创新求和谐，不断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社会管理体制，积极创建促进社会和谐的新体制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大力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有着深刻的现实动因。党中央和国务院不失时机地提出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的任务，具有极为重大的战略意义。首先，改革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目前，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其次改革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是推动社会和谐的客观要求。只有不断推动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才能有效应对当前社会分层日趋多元、利益矛盾愈加复杂、社会整合和社会控制任务日益繁重的现实情况，从而促进社会和谐；给为重要的是，改革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是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失衡是制约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因素。只有通过不断推动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良性互动，从而真正实现科学发展。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是一项综合的庞大的创新工程，需要经过坚持不懈而富有智慧的探索。为推动社会和谐，实现科学发展，必须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开拓思路、多策并举，有重点、有步骤的逐步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这一重大历史性任务。其一，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的重点内容，是要努力建立社会利益的协调机制，舒缓社会紧张，平和社会心态，促进社会和谐。党中央明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四个着力点，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理顺分配关系和发展社会事业，这些也是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的着力点。工作要做实，重心要下移，优先解决广大群众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一步做到了，才能为进一步开展更广泛、更深入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以及整体推动改革开放事业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完备的社会管理体制是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为浩大而艰巨的社会建设和改造工程，需要从长计议，稳步推进。其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的前提条件是加大对社会发展和社会事业的投入。这是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最实在的表现。而评价政府效能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看用于政府本身的管理成本与用于受益对象的资金的比例。在国际上，一般认为服务型政府的基本标志是60%以上的财政预算要用于社会发展，中国当前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可喜的是，最近几年，中央和各级地方财政对社会发展和社会事业的投入不断加大，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等都在大力推进之中，社会事业投入严重不足的局面开始有所转变。这是符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部署的，也是全国老百姓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众的福祉。其三，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的关键是明确政府和社会的责任分工。我们这个13亿人口的大国，历史和现实的国情又非常复杂，再庞大的政府也不可能包揽全部社会事务。在目前我国社会自治能力较弱、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的情况下，应进一步发挥公众参与的作用，将公众参与的方式方法制度化、法制化，真正维护和确保公众和社会组织对社会管理的参与权。要创新政府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努力实现社会管理的科学化，建立健全重大决策听证、质询、公示、论证以及责任追究等制度，减少公共决策的随意性，做到公平管理、透明管理。其四，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难点在于新的运行机制的探索和创造。在经济领域成功地实行了市场化改革以后，社会管理是否可以市场化？经验证明，市场机制在社会领域的作用范围是有限的。在某些社会领域，市场机制的作用是正面的；而在另一些领域则是负面的，无节制地在社会领域尤其是公益事业领域实行“市场化”、“产业化”，难免走偏方向。社会生活比经济生活复杂得多，在社会生活中起作用的不仅有市场机制，还有法律的、伦理的、心理的、文化的机制，让这些机制各得其所，各展其能，而又相互补充、相互协调，就必须创造综合的机制系统。总之，社会管理机制的改革和创新，对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对于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转入科学发展轨道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推进。
Q3：构建橄榄型分配分局的意义
橄榄型”分配格局指的是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相对较少，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收入分配结构。与“橄榄型”分配结构相对的是“金字塔型”分配结构，即低收入者占大多数的分配结构，这是一种两极分化的结构。尽管对于当前我国是否属于“金字塔型”分配结构，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收入差距过大，并且呈现继续拉大的趋势，是当前不容忽视的事实。一方面，一些富人在世界各地购买豪宅、名车及各种奢侈品一掷千金，甚至令发达国家的民众都感慨“中国人真有钱”；另一方面，我国大多数人只是实现初步小康，还存在数量众多的贫困家庭。许多国家的实践都证明，收入分配结构呈“橄榄型”的社会比呈“金字塔型”的社会要稳定得多。在我国，人民群众对收入差距拉大已经意见很大，并且成为许多社会矛盾的深层次原因。如果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必将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因此，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贫富悬殊仍在拉大
相关数据显示，从1978到2006年，我国居民收入年均增长6.7%，这跟中国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速形成鲜明对比。而且，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突破了合理的限度也已是不争的事实。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说到贫富悬殊，不可避免地要提到一个概念——“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重要指标，这个指数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
相关人士告诉记者，由于基尼系数的计算过程比较繁杂，计算方法也不统一，目前我国国家统计局并不统计基尼系数这一指标。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1960年代，我国基尼系数大约为0.17~0.18，1980年代为0.21~0.27，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达到0.48。
世界银行报告同时显示，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这两个数字的比在中国是10.7倍，而美国是8.4倍，俄罗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
这也就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世界上居民收入最平均的国家之一，变成世界上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城乡、区域、行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此次中央对分配问题的强调，除了“提低”，另一个重点是“扩中”，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中等收入者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从拉动内需、刺激消费的角度看，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也至关重要。多年来，相对于外贸和投资中国经济三大动力中的消费显得薄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等收入者所占比重不够大。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从党的十六大开始就已强调。多位学者认为，这表明中国决心构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
然而，“我国至今为止都没有形成中等收入阶层的雏形，”杨宜勇有些遗憾地表示。
杨宜勇认为，中等收入者比重低是与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相关的，收入和财产向高收入者集中，基尼系数居高不下，中等收入者比重便难以提高。
对此，高书生认为，在解读“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时，学界还出现了两个偏差或误读，一是把中等收入者解读为中产阶层，二是将改革开放中先富起来的人解释为中等收入者。
在他看来，中等收入者只是相对于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而言的，而上述两种解读事实上几乎都是指高收入者。端正了这一认识，才能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角度，去研究阻碍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现实问题。
高书生意下的“现实问题”如，社会保险缴费率偏高，以个人为单位且未考虑购房贷款利息支出等因素的纳税政策，都对中等收入者产生很大压力。
政府在二次分配方面也应该发挥更大作用，通过发挥财税政策的收入转移作用，确保财政的公共性和满足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有关方面的发展目标。通过加大二次分配领域的调控力度，将公共支出和基本公共服务的重点，逐步转向城市低收入者和广大农民，更好地满足人们这方面的需求。
就“限高”而言，要让高收入者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例如，加强针对高收入者的税源监控和税收征管，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适时开征物业税、遗产税等主要由高收入者承担的新税种，鼓励高收入者发展社会慈善事业等。同时，要调整不合理的高收入、规范灰色收入、打击非法收入。
在税收杠杆中，消费税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也应当得到重视。2006年，我国对消费税税目、税率进行了调整，新增了实木地板、游艇、高尔夫球及球具、高档手表等税目，但对一些新出现的高档消费项目如高档娱乐设施，健身类、保健类设施，高档住宅仍未列入征税范围。有专家建议，应当对消费税税目和征收范围进行适时适当调整，增强其在调节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 “有社会责任心的中间阶层应该是社会中坚，但这有待于这个阶层的“自我意识”亦即常说的公民意识的形成。”
在当今中国，随着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社会学理论中“橄榄型社会是稳定的社会”的判断，也已经得到学界和公众的普遍认可。
社会学理论认为，一个社会大致可分为4个阶层：富裕阶层、中间（中等）阶层、劳工阶层和贫弱阶层。中间阶层的出现，使原来对立的贫富两极变成了一个连续的数列，收入和财产从富裕到贫穷逐级递减，这就让每一个社会成员看到拾级而上的希望，有助于缓和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对立情绪。在现代社会中，通常认为：一个社会应该有60%—70%的人口（或家庭）属于中间阶层，这样的社会才是稳定的。按照这一划分方法，中等收入群体，正类似中间阶层中间阶层的衡量，不仅包括收入和财产，还应包括职业声望和自我认同。
在物质财富方面，“收入中等，宽裕有余”是他们的基本追求。收入中等，会以其消费的方式和财产的拥有表现出来。一般认为：有房有车，有一定的金融资产，是其显著标志，因此中间阶层在国外有时也被称为中产阶层。其实，这个衡量尺度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正在为之努力的“小康”生活水平应该是异曲同工，或者说，“小康”生活水平其实是中间阶层的中国式表达。从某种意义上说，财产是收入的积累和固化，“中等收入”对于这一群体的形成很重要。
在职业方面，当今社会，职业稳定性相当重要，因为由职业获取工薪收入，仍是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其次是社会评价。一般而言，因为知本的崛起，“凭本事吃饭”的知识分子或专业技术人员（包括技术工人）会得到大多数人的青睐。因此，知识分子、白领、专业人士常常是中间阶层的近义词。
在自我认同方面，由于中间阶层意味着一种个人和家庭的有尊严、可持续的生活形态，因而承载了很大一部分公众的期待和梦想。不但在发达国家，而且在一部分发展势头较好的发展中国家，社会大众都热衷于跻身中产的行列。发达国家的中间阶层认同率达到60%—70%，而在印度，认同率能达到80%。中间阶层认同率高，说明一个社会在生活态度上的积极上进，公众觉得有奔头。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由于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样一个中等收入群体正在逐渐形成。中国社科院的陆学艺教授经过长期研究后指出，如今中国的中间阶层能占到23%；而在5年前，这个数字是18%。陆学艺教授曾经期望中国的中间阶层能够以每年1%的幅度增长，现在看来，这个期望正在变成现实。依此推算，到2020年，中国的中间阶层能够占到人口的1/3。随着今年开始的社会分配政策的调整，这个数字有望突破。
社会学理论认为：有社会责任心的中间阶层应该是社会中坚，但这有待于这个阶层的“自我意识”亦即常说的公民意识的形成。在汶川大震中，很多志愿者自发奔赴灾区参加抗震救灾，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公民意识的觉醒。
然而，很多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中等收入群体”。这与当前房地产市场的房价高企、持续上涨密切相关。因为拥有一套自有房产通常被看作是中间阶层的标识，而当本来有望进入中间阶层的社会群体距离这个期望越来越远时，就会引起利益攸关者的骚动不安。于是，“房奴”、“蚁族”为代表的公众舆论开始进入社会主流意识。
一个社会中的中间阶层的形成和发展壮大，也需要社会管理者理性地给予培育。在发达国家走向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中，都采取过一些政策措施帮助蓝领工人购买自己的住房，让他们拥有自己的资产，譬如对购房者减免税收乃至予以补贴。二战以后，很多国家的政府以住房社会政策来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目标。
30多年前，邓小平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今天，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表达：让大多数中国人，走入“中等收入”的行列。
多数学者认为，一个真正现代化的、稳定的国家必然是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体，高、低收入者所占比重都不大的“橄榄型”结构。现代社会或者工业化社会的分配格局应该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它有庞大的社会中间层即中产阶级。在社会中间层规模大的社会里，社会资源的配置一般都比较合理，经济分配差距比较小，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获得比较丰足的经济收入和公平的发展机会，生活比较安定，社会成员在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受益。
些基本事实进而放在合理的框架内去认识，正考验我们的胆识与智慧。二是因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发酵而强化的问题，如贸易保护主义、谷歌事件等。2010年是美国中期选举年，一切为选举服务、为国内政治服务是美国政治的基本规律，面对守住民主党在参众两院多数党席位压力的奥巴马政府，届时很可能不得不以部分牺牲国际利益换取国内政治利益。最近一段时期，一度“克制”的克林顿国务卿频频在人权、网络安全等议题上对中国发难，撇开对华大战略考虑，显然有国内政治的重要考量。三是美国发展转型衍生的问题。比如，奥巴马“新政”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鼓吹美国经济结构、消费方式的重大调整，尤其强调美国要加强出口导向，以此刺激经济、增加就业、调整结构。在这一背景下，人民币汇率问题开始由少数国会议员与部分利益集团的炒作上升到战略高度，进而容易演变成集体对华施压的战略性举措。一旦处理不慎，容易与已然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纠结在一起，共同冲击中美经贸关系的基础。除去上述变量所导致的众多问题外，还有一些力量在人为激化中美之间的矛盾。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海外舆情。如位于纽约的美国调查公司欧亚集团关于中美关系是2010年全球十大风险之首的预测，尽管论据极不充分，但影响却十分巨大，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强加的印象，并因此对号入座，彼此相互印证，给客观事实人为增加几分主观色彩，进而夸大风险性与矛盾性，掩盖中美关系的基本面与合作面。其结果是使一些可以化解的矛盾变得更加复杂，进而因此“绑架”整个中美关系发展大局.
Q4：高考为何会存在以考上名校定成败等缺憾？
高考制度一考定终身由来已久，我们国家的国情就这样，都是应试教育，从小学一直到高中都是以成绩来定位学生的优秀程度，不管是小升初，还是初升高，都是以学生的考试成绩来选择学校。老师的奖金是根据学生考上多少个重点学校或者是重点一本，以及我们国家规定的211学校和958学校，从国家的教育部就定制这样的学校优秀情况，我们的学子们只能从成绩上看是否优秀，就导致我们老师注重学习成绩，学子们更注重学习成绩，这种现象的存在还是我们的招生制度，以及我们教育部的规定。没有打破这种机制，如何反过来让学生、家长、老师不注重成绩。所以想改变招生制度，必须改变我国的招生制度，这方面我们可以其他国家，例如；美国、英国、德国等等。他们的教学质量，以及大学排名在全球一百名学校中占据很大的位置，然而中国，前一百名几乎全军覆没。所以这些不得不令我们深思。
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戴家干认为的这三点我是比较认同的，也是管理体制问题，无论是制度建设还是考试方式，都是建立在一个人不成功的基础上。以考试代替评价，以考试结果代替评价结果。 教育最大的浪费是数据的浪费。所以会长所说的就是我们国家的教育体质问题，不变革体制，不可能不让我们的学子们注重学习，我记得我们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现在博士生、研究生、本科生一抓一大把，没什么用，如果你没有学历，你更没用。虽然有点绝对，但是不无道理。
Q5：什么是十一五计划？十二五呢？有啥区别？
十一五计划是中国制定并实施的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同理，十二五计划则是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均是对不同五年计划的简称。
二者的区别在于面临的发展需求及问题不同，计划的具体内容和指向性不同。五年计划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体现出了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十一五计划从2006年开始实施，到2010年结束，十二五计划从2011年开始实施，2015年结束，国家的十三五计划正在实施中。
扩展资料：
五年计划的实施意义
1、对国家：五年规划在中国仍然具有重要地位，所提出的目标对公共部门仍具有重大影响力，因此对经济的管理具有决定性作用，为国家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方向。
2、对人民：国家五年规划就是对全体人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规划，是提高全体人民发展能力、创业能力、创新能力的规划，指导全体人民根据国家发展需求不断提升自我。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五年规划
Q6：社会新常态六新内容？
中国社科院解析“社会新常态”：面临六大阶段性转折
社科院认为，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社会也有一种发展的“新常态”，我国社会发展实际上进入一个“新成长”阶段。社会发展呈现从以数量导向为主向以质量导向为主转变的趋势。
“从近两年发展的情况看，这种新成长的特征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呈现出一些不同于以前发展形势的新特点，或者说在社会发展方面呈现出一些转折时期的特征。”李培林说。
转折一
城镇化发展的阶段转折
国际上城镇化的发展阶段，通常分为人口向城市集中、郊区化、逆城镇化、再城镇化等几个阶段。
我国城镇化水平从2011年开始超过50%，2014年估计会达到近55%。李培林说，我国城镇化是一种加速型、跨越型的发展，一方面城镇向人口集中还没有结束，另一方面城镇郊区化和逆城镇化现象已经展开，这预示着一种新的趋势到来。
“虽然这些迹象还只是以农家休闲、乡村养老、城市人经营乡村第三产业等形式表现出来，但是一种未来大潮的征兆。”李培林说，城镇郊区化和逆城镇化并非城镇化的倒退，而是城镇化发展的新阶段，是城乡一体化的提升，孕育着巨大的新发展空间。
社科院研究显示，像我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恐怕很难单靠人口向大城市集中来解决城镇化问题，估计我国城镇化要到2035年前后达到75%才会稳定下来。
蓝皮书称，在我国，逆城镇化的过程迟迟没有产生，并非只是因为发展阶段未达到或者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的问题，与户籍的限制和农民住宅无法进入市场也有很大关系。
李培林认为，在这方面我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结构变动弹性，应当因势利导，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
转折二
劳动力供求关系的阶段转折
最新研究发现，中国的失业率在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情况下并没有出现恶化，反映真实失业情况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与统计口径有一定局限的城镇登记失业率非常接近。“这在过去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时候从未有过，是一种意外的惊喜。”李培林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陈光金介绍，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政府大力促进新增就业的措施发挥了作用，2014年新增就业岗
位1000多万个；二是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发挥了就业拉动作用，服务业对就业的拉动作用高于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如北京的快递服务业和汽车代驾服务业这
种新业态的就业岗位大幅度增加；三是劳动力供求关系确实发生了深刻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和劳动力人口的总量都已经开始下降。
“未来我国甚至会出现比较突出的劳动力结构性短缺。”李培林说。
同时，社科院研究也显示，经济新常态下就业结构性问题突出。蓝皮书作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劳动保障研究所副研究员陈云说，这主要表现在四个
方面：以高校毕业生为主的青年就业问题突出。预测到2030年，劳动年龄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学历比重将超过30%，新成长失业人员及其中的应届毕业生比例均
呈上升趋势；大龄劳动者就业压力或将增大，大龄低技能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被边缘化；技能结构矛盾将进一步紧张；受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影响，农村劳动力向二、
三产业转移，就业难度或将进一步加大。
转折三
收入分配变化的阶段转折
改革开放以来，在拉开收入差距、提升经济效率的政策取向和市场经济本身规律的双重作用下，收入差距总体上呈一路扩大的态势。这种态势到2008年达到顶点，基尼系数为0.491。此后至2013年的5年，基尼系数开始缓慢回落。
陈光金分析，这种回落得益于四个重要因素：一是城乡差距开始缩小，农民人均纯收入已经连续4年增长速度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二是区域差距得
到控制，相对发展滞后的中西部地区已经连续近10年经济增长速度快于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三是在劳动力出现结构性短缺的背景下，人工成本出现持续增长的态
势；四是大规模地减少贫困。
陈光金认为，我国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为增加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量和转变发展方式提供了新的有利条件。
蓝皮书作者、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未来我国总体居民收入差距将会进一步缩小，但“个人所得税的快速增长值得重视”。数据显示，2014年前三季度，我国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12.4%，而全部税收的同比增幅只有7.4%。
转折四
职业结构变动的阶段转折
陈云对记者表示，经济新常态是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出现的必然现象，必然伴随经济结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的深刻变化。
中国城镇化进程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以沿海地区经济转型和中西部地区赶超为特点的区域性结构变化，都将要求对人力资源的配置进行调整。
2013年，我国经济产出总量中，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达到46.1%，而第二产业比重为43.9%，第一产业比重为10.0%。
2014年延续了这种态势。社科院预测，到2016年我国第三产业比重有可能首次超过50%。李培林认为：“这是我国即将从工业化中期转入工业化后期的重
大标志。”
李培林说，由于服务业的就业弹性高于工业，更高于农业，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动，也会更深刻地反映到职业结构的变动上。或者说，我国将开始一个新的职业
结构阶段，即所谓“白领时代”，在非农从业人员当中白领从业人员总量超过蓝领从业人员。西方国家一些有争议但备受关注的议题如“大众消费时代”、“中产阶
层”等都是在这个阶段提出的。
转折五
居民生活消费的阶段转折
2000年以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曾连续十几年呈下降态势，但近两年情况正在发生变化，特别是最终消费和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强劲。
根据2014年上半年的数据，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54.4%，拉动GDP增长4个百分点。固定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48.5%，拉动GDP增长3.6个百分点。
“经济新常态下，消费也处于结构升级的关键阶段。”陈光金说，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应进一步优化，要让人民生活改善和消费增长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
“国内消费已经超过投资和出口，成为最主要的经济增长推动力量。”李培林说，居民生活消费层级不断提升，以房、车、休闲、旅游、通信、网购引领的新型大众消费时代到来。
社科院上述研究成果认为，应促进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转换，包括让民间投资在更大程度上成为投资主渠道，让国内社会消费成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
转折六
社会发展质量的阶段转折
“社会新常态”也意味着人们要直面环境污染、贫富分化、食品安全等一系列挑战，并通过制度创新和改革解决问题，提升社会发展质量。
社科院研究发现，目前，劳动争议仍然是社会矛盾冲突数量最多的一个方面。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季度，各级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和仲裁机构共受理案件52.2万件，涉及劳动者72.1万人，同比分别增长5.6%和11.1%。
由各种劳动争议引发的劳动者群体性事件数量也有较大增长，事件焦点主要涉及工资（讨薪）、企业裁员和经济补偿、出租车运营争议、职工保险福利争议等问题。
此外，房价、食品药品安全、环境质量等仍为人们关注的主要社会问题。尽管政府出台了多种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这些依然是影响人们生活质量改善、生活水平提高的最主要问题。
“社会新常态下，我国以GDP为主要指标的发展数量和规模扩张的阶段，已经逐步为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阶段所替代。”李培林说，如今，人们对生活质量、健康、食品安全、水和空气清洁、满意度、幸福感等都有了更高的要求。一个更加注重社会发展质量的新阶段已经开始。
李培林对记者表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回落至7.5%左右，既是30多年来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意味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需要适应这种新常态。
上述六个阶段转折，意味着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整个社会领域，都出现了一种新的常态，或者说一种新成长阶段。这既带来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也意味着新的机遇和新的发展空间
关于杨宜永事件和杨宜勇事件的介绍到此就结束了，不知道你从中找到你需要的信息了吗？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这方面的信息，记得收藏关注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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